文/葛红林编辑/杨溪
在中国的区域经济竞争中，竞争重点之一是招商引资，而近几年的招商引资模式逐步升级——企业在投资某一地方时，要求当地*府以产业基金的形式参股作为配套条件。这有何利弊？
现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、曾经在宝钢和中铝集团任职、并担任过11年半成都市长的葛红林，日前在第三届*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分享了他主*成都期间决策投资京东方4.5代线项目的经历。“我当时感觉很后怕：如果3年之后，京东方这个企业垮了，那么*府投下的钱就完蛋了。”葛红林说，“*府投资企业，偶尔干一次还行，可不能天天干、年年干，在成都我就干了一次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的风险”。
葛红林还提到，促进经济发展，第一个活力就是增强投资活力——不是企业家没钱、不愿意投，而是怕投资之后，碰到地方*府说话不算数。因此，他在全国*协会议上就提了一个建议：建立中国投资保险公司。
以下是演讲整理：
我的工作经历是从企业到*府，再从*府到企业，现在又到协会。可以说*府、企业以及企业和*府之间的桥梁纽带，三个角色我都担任了。今天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点想法。
保护经济健康发展，*府该出手必须出手
第一，*府要做好经济健康发展的守护神。*府有四大职能，对经济的健康发展，我认为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，而是必须做好的问题。
举个例子：前一段时期，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。经济学界和实业界有不同的观点，我们做实业的非常明确，这偏离了产业运营过程的价值链。以我比较熟悉的铝和铜为例、包括螺纹钢，以这个价格的上涨，如果全成本的投资，七个月就能收回，这就偏离了。为什么有些人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做过实业。
4月27日，《*协报》采访时我讲，供需基本面没有发生基本的变化，成本也不支撑价格大幅度的上涨，资本的力量和资金的推动，是本轮上涨的关键因素。基础原材料的价值是稳字当头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相对稳定的价值，才有利于产业链的行稳致远。
5月12日，国务院常务会议说，有效应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及其连带的影响，然后价格就下跌了。5月19日又开了会议，上午的会议，当天就见效了，短短几天，大宗商品价格就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调。
有的人认为，价格上涨是市场行为，*府不需要调控，包括一些期货的从业者。但是更多的市场操作认为，如果你这种操作涉及到了“六稳”“六保”，*府必须干预，该出手的必须出手。
应该如何监管，就是要把分散的市场监管方面——食品、药品、工商、质量、检验检疫、海关，由一位副市长来监管。
促进经济发展，第一是增强投资活力
第二，要不断注入经济发展的活力。年我当成都市长，年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评选，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十大城市：沈阳、大连、东莞、杭州、青岛、深圳、成都、苏州、温州、无锡，九个都在沿海，只有成都一个是在西部。在获奖会议上我就说，城市的活力比城市实力更重要，有实力没有活力的城市会变得没实力，而有活力无实力会变得有实力。
这之后，中国城市出现了三个分化：一是速度分化，有的城市发展快，有的城市发展慢；二是南北分化，当时天津不是最具活力的城市，大连和沈阳是的，年以后，大连和沈阳经济增长就乏力了，天津、大连和沈阳现在下滑了很多；三是人口分化，游戏城市常住流动人口大幅度减少，大家讲是用脚投票，也是投城市的发展活力。
因为我是年当市长，根据成都的情况分析了一下，成都相当于一个国家的缩影：正好是国家的1%的人口，远郊像西部，近郊像中部，城区像东部，如何解决这样一个城区发展不平衡，就是西部开发、中部崛起、东部振兴，虽然不能说是一个*策。
当时，我们就提科学发展、六个一体化——城乡产业、规划产业、还有市场、基础设施、公共管理机制，我是先从农业抓起，释放城乡互动的活力、科学发展；不像其他的市长，从城市抓起。
另外，怎么促进城市的经济？最关键的是要围绕安居乐业。-年我们的目标是人居环境最佳、环境最优、综合实力最强的西部城市；-年的建设目标，只动了两个字，建设人居环境最佳、创业环境最优、综合实力最强的中西部城市，当时目标就是超武汉。
后来又源于“少不入川，老不出川”，提出“成都，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”，吸引了外来人口。然后全国出了很多口号：一座不得不去的城市，一座去了还想去的城市，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……所以，安居乐业是衡量经济发展好否的重要标准——为什么经济出现负增长，很大程度上是产业下滑。发展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，一定要营造好的*治生态和社会生态，这是充分必要条件。
通过增强投资活力、农村活力、城市活力，来促进经济发展，第一个活力就是增强投资活力——不是他们没钱、不是不愿意投，而是怕投资之后，碰到地方*府说话不算数。大家说用市场化、行*化和法治化的手段，因此，3年前我在全国*协会议上就提了一个建议：建立中国投资保险公司。*府和企业说的话，要签协议，不能新官不理旧账，要开辟一条新的营商环境渠道。
农村的活力，农村来的都知道，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原则上只能出，不能进——现在放弃农村身份，移民到城市，这是可以的，但是回农村是不行的，这是体制的问题，不是长久之计。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，引导城市资源、资本、人才、技术向乡村流动聚集，为乡村振兴增创新动能。
盘活国企闲置工业用地来解决住房问题
第三个是住房问题。农村现在基本不存在住房的问题——危房和贫困户、扶贫县，基本上已经解决了，主要是城市的住房问题。
解决城市住房问题，不能单纯依赖市场行为配置资源。并且，住不起的问题还会演变成社会和*治问题。应该根据每个城市未来的发展目标，确定自己常住人口的增减，形成一个变动区间和天花板，制定相应的*策。城市不可能都是富人区，北京保姆市场很大，小时工、保姆住在哪里，物流人员晚上住在哪里，这是一个问题。
要充分盘活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城市中的闲置工业用地。国有企业是我们国家执*的基础，该贡献的要贡献。我有一个观点：城市里住房供应紧张，绝对不是因为没有土地，而是要把土地变现为地产，立竿见影增加地方财*的当期收入。不应再将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，但可以将住房条件的改善作为促进消费的带动力——换了房子，至少洗衣机和空调要换，还会带动很多其他的产业。
在成都投资京东方后，我很后怕
第四，高度重视*府工作的人因问题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囯涌现了一批具有冶金工作背景的省长和市长。年，甚至出现了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庆4个直辖市的市长，都来自钢铁界。重要原因是：大型钢铁企业是让人见识、让人锻练的地方，那里既是一个工厂，更是一个社会，拥有码头船队，铁路站和机车、变电站和发电厂、焦化厂和制氧厂、污水处理厂等等。
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，领导企业难，但领导城市更难。一定要高度重视城市管理的人因问题，不要变动太频繁。
我做了11年半的成都市长，第一届的前3年，只是当了学徒，直到届满时，似乎找到了一些城市管理的感觉。进入第二届，社情民意了解更深了，透过现象看问题更准了，拍板决策更精了，也不容易被人蒙了。进入第三届，就有点游刃有余了，重大工作的成效开始展现了，也有了成就感。一个重大的工程、产业化项目，从招商到建设、从运营到盈利，往往要10年左右的时间。
年京东方为了扩大液晶显示屏项目，提出在成都兴建4.5代液晶显示生产线，总投资是31亿元。它是北京市管的，北京市的公司到省外去投资，还要北京市的国资委审批。我问，能不能通过股份增发？他们担心，万一增发不到呢？让成都兜底，我说行，解禁期过了以后可以通过二级市场退出。虽然我们不是为了赚钱，但是无形中也赚到了钱。
京东方与地方*府的投资模式，进了哈佛的教学案例，后来被京东方拓展到合肥和重庆。我当时感觉很后怕，如果3年之后，京东方这个企业垮了，那么投下的钱就完蛋了——这样做是有风险的。
这个模式，现在又演变成*府引领、领投产业基金的模式。原来是*府直投的；现在有些*府比较聪明，通过基金，即使失败了，也能解禁，甚至未必有*府的直接追责。投十个，可能只有一个失败，也没有问题，但是有都失败的可能。所以，*府投资企业偶尔干一次还行，可不能天天干、年年干，在成都我就干了一次。但是，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的风险。
这种模式成功与否，取决于决策者的把握，取决于决策者对这个企业的判断。所以，*府促进产业——直接或间接介入具有风险的竞争性领域的模式，值得学术界加以研究，包括合规性、风险防控，追责和免责等问题。因为也出现了一些基金爆雷的案例，也是有风险的。
（来源：经济学家圈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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